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
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
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——七七事变(qīqīshìbiàn)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
卢沟桥之岁月(中国画,中国美术馆藏,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(jì)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(zuò)品展 陈辉 作)
北京西郊,卢沟桥下,永定河水(shuǐ)静静流淌。
河畔的(de)宛平城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(zhōngguórénmínkàngrìzhànzhēngjìniànguǎn)巍然矗立。广场上,象征国人苏醒的“卢沟醒狮”雕塑仿佛正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在(zài)宛平,我们至今仍能听见那熟悉(shúxī)的歌谣:“卢沟桥,卢沟桥,男儿坟墓在此桥,最后关头已临到,牺牲到底不屈挠!”
卢沟晓月,著名的(de)燕京八景之一,寓意着和谐安宁。
1937年7月7日夜(rìyè),阴沉,无月。中华大地,安宁不再。
这天深夜,日军诡称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(sōuchá),遭中国(zhōngguó)守军(shǒujūn)拒绝后,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,并悍然炮轰宛平城。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。
卢沟桥畔的枪声,激起中国人民(rénmín)奋勇反抗,吹响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(zǒngdòngyuán)的号角。
卢沟桥事变后(hòu)第4天,新西兰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来到北平。贝特兰在报道中(zhōng)写道:“1500年前,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(rìběn);而现在,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。”
日本,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,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蚕食和侵略(qīnlüè),翻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(lìshǐ)上最黑暗的一页:甲午战争侵占(qīnzhàn)台湾和澎湖列岛,1900年(nián)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,1904年发动(fādòng)日俄战争、侵犯中国东北(dōngběi)领土和主权,1914年侵占青岛,1915年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、侵占中国东北全境,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……
一把斧头、几根木棍捆在一起(yìqǐ),拉丁语叫Fasces。它是一种刑具,也象征着权力,后被音译(yīnyì)为:法西斯。
1919年3月,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(jiànlì)“战斗的法西斯党”。同一年,希特勒加入“德意志工人党(gōngréndǎng)”,在党内推行“德国(déguó)法西斯主义”,即“纳粹主义”。
也是在这一年,一个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辉,苦心(kǔxīn)炮制出一部(yībù)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,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。
随后,这部让人匪夷所思的大纲竟然堂而皇之进入日本皇宫“大学寮”。东西方法西斯的邪恶轴心连在一起,为侵略找到借口。大批日本少壮派军官(jūnguān)眼光(yǎnguāng)贪婪地盯(dīng)向彼时孱弱的中国。
这份贪婪,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陈的档案(dàngàn)中看出端倪(duānní)。
“惟欲征服支那,必先(xiān)征服满蒙;如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支那。”
这是1927年7月,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裕仁天皇(réntiānhuáng)的(de)奏折,也就是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。
日本此后的对外侵略战争,正是按奏折中的设计进行(jìnxíng)的。
10年后,在中国的(de)版图上,日本(rìběn)军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触目惊心——东北盘踞着日本关东军(guāndōngjūn),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扬威耀武,日本战舰在中国内河近海随意停泊、游弋。
在北平周围,不仅分布着近万日本的中国驻屯军,北面的热河还集结有日本关东军,东面有日本扶植(fúzhí)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(zhèngfǔ)”伪保安队17000余人,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(wěiméngjūn)约4万人。
谁都知道,日本对华(duìhuá)发动全面(quánmiàn)侵略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。1937年7月7日,这头贪婪的野兽终于等不及了。
征服(zhēngfú)中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既定方针和关键步骤。在德意日法西斯轴心(zhóuxīn)初步形成,其(qí)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势下,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(qīnhuá)战争,已超出中日两国的范围,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。
“中国归根结底也不过(bùguò)是一个(yígè)拥有自治(zìzhì)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……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。”这是九一八事变前,板垣征四郎给关东军动员时的讲话。
在日本侵略者眼中,中国是一个(yígè)混乱、分裂(fēnliè)、缺乏组织和团结的国家。
正因为如此,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(guāndōngjūn)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(tiān),就将相当于日本国土3.5倍的东北大地侵吞。
然而,卢沟桥不是柳条湖,1937年的(de)中国也(yě)不是1931年的中国,更不是1895年的中国。
此时(cǐshí)的中国,在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(nǔlì)下,英雄的人民正在觉醒。
“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危急!”
7月8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,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: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(kàngzhàn),才是中国的(de)出路;号召全国人民、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(dǐkàng)日本的侵略。
当天下午,蒋介石收到毛泽东、朱德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,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,保卫平津(píngjīn)、保卫华北、收复失地,表示红军(hóngjūn)将士愿意为国效命,以达保土卫国之(wèiguózhī)目的。
正在延安访问(fǎngwèn)的美国记者海伦·斯诺报道:“红军(hóngjūn)一直处于动员状态,5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。七七事变后(hòu),他们更是心急如焚,整装待发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(hé)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,国民党的抗战方针(fāngzhēn)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
“如果战端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(nánběi)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”7月17日(rì)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。
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,毛泽东予以积极地评价:“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,为(wèi)国民党多年以来在(zài)对外(duìwài)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,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。”
以国共合作为基础(jīchǔ)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(kàngrìmínzútǒngyīzhànxiàn)建立起来,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。
不久(bùjiǔ),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出现在人们眼前——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(hé)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,并肩站在了一起。
这一次,曾被国民党以10万(wàn)大洋悬赏(xuánshǎng)的红军将领和曾率军“围剿”他的对手,进入了同一个战壕。
兄弟阋于墙(xiōngdìxìyúqiáng),外御其侮。1937年(nián)8月25日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,将中国工农红军第(dì)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民族危急关头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,主动(zhǔdòng)放下恩怨,与昔日的对手并肩走向抗敌战场。
在(zài)忻口,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,歼灭日军2万余人,创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配合(pèihé)的一次成功范例。
海伦·斯诺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这样(zhèyàng)说道:“孙中山与其同志奋斗了40年(nián)尚未成就的事业,1925至1927年流产的大革命尚未成就的事业,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:这就是从根本上唤醒地球上最(zuì)伟大的一个(yígè)民族。”
山西大同灵丘县。山雨(shānyǔ)过后,平型关烈士陵园芳草如茵。这里安睡(ānshuì)着556位烈士。
1937年9月25日,八路军第115师东渡黄河,进入山西(shānxī)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(de)平型关伏击阵地。一场激烈的伏击战从上午7时持续(chíxù)到下午13时——长长的山谷(shāngǔ)间,留下了日军1000多具死尸。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。
全民族抗战(kàngzhàn)的号角,响彻每一寸山河。
初夏的(de)成都,已起热浪。
人民公园门口,无名英雄铜像(tóngxiàng)静静(jìngjìng)挺立。一名年轻的川军战士,脚穿草鞋,身着短裤和旧式(jiùshì)军服,手里端着一杆老旧步枪,保持着随时冲锋的姿态。
这是抗战川军英勇形象(xíngxiàng)的缩影。当年,30万川军从这里走出去,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(huílái)。
就在(zài)(zài)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,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召开,“各路诸侯”与国民党军政(jūnzhèng)部长何应钦讨价还价,争吵不休。7月8日一早,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,原本一片混乱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,接着就是呐喊:我们(wǒmen)愿率所部,参加对日作战!
国难当头,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,被唤醒了(le)。
川军(chuānjūn)出夔门,滇军渡(diānjūndù)金沙,湘军走三湘……这些曾经旗帜不同的军队,在上海、在太原、在台儿庄血肉相融。
重庆市(chóngqìngshì)谢家湾,建川博物馆,一个由24个防空洞打造的民间抗日博物馆。一面白布大旗静静地诉说着当年(dāngnián)的故事。
这面旗的主人(zhǔrén)名叫王建堂。1937年深秋,他从四川安县出发抗日,而一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员。队伍即将出发,父亲王者成(chéng)托人将一面白布(báibù)大旗交给儿子。旗面中间是一个巨大的“死”字,左方写着:“国难当头(guónàndāngtóu),日寇狰狞……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右方写着: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(jìnxiào),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(jìnzhōng)。”
后来,这面“死字旗”跟随王建堂出现在了武汉会战(huìzhàn)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等(děng)多个抗日战场上。
什么样的父亲(fùqīn),会以“死”相赠?什么样的儿子,会带“死”出征?
北京密云“红嫂”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(hé)5个孩子送上抗日战场。他们全部战死沙场(zhànsǐshāchǎng),为国捐躯。
抗日名将范筑先在儿子抗战牺牲(xīshēng)的第二天,又把只有20岁的女儿(nǚér)送上了战场。
那时的中国,这样(zhèyàng)的父母、这样的儿女,千千万万……
在建川博物馆,陈列着印有抗日标语的搪瓷杯、绣着“杀敌(shādí)救国”的妇女(fùnǚ)头巾……器物无声,却烙印着普通人的呐喊。
2015年9月3日(rì),9名川籍抗战(kàngzhàn)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现在胜利日阅兵(yuèbīng)的老兵方阵中。那一双双苍老的手,也曾紧握没有膛线的步枪。和他们(tāmen)一道接受祖国检阅和致敬的,是2个乘车方队近400位抗战老兵、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。
方队(fāngduì)驶过长安街。街的北面,妙应寺中有一座美丽的白塔。
1937年侵华日军进入北平(běipíng)时,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维修白塔。他把沦陷后的北平惨状记录(jìlù)在一张纸条上(shàng),藏在白塔塔顶的夹缝之中:“今年重修此塔(cǐtǎ),适值中日战争……生灵涂炭,莫为此甚,枪杀奸掠,无所不至,兵民(bīngmín)死难者,不可胜计……战事何时终了,尚不可能预料,国家兴亡,难以断定……”无奈和茫然,写尽沦陷的印记(yìnjì)。
街的(de)南面,有(yǒu)一座高耸石碑。放飞的白鸽掠过天安门广场,8个硕大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:人民英雄永垂不朽!
指向天空的纪念碑,注视(zhùshì)着醒来(xǐnglái)的山河,更标注着一个民族精神的海拔。
开国大典的(de)前一天傍晚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来到这里,执锨铲土(chǎntǔ),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。
饱受创痛的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从此迎来(yínglái)了新生,同仇敌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
第二天,面对沸腾(fèiténg)的人海,毛泽东振臂高呼:人民万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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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七七事变(qīqīshìbiàn)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
卢沟桥之岁月(中国画,中国美术馆藏,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(jì)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(zuò)品展 陈辉 作)
北京西郊,卢沟桥下,永定河水(shuǐ)静静流淌。
河畔的(de)宛平城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(zhōngguórénmínkàngrìzhànzhēngjìniànguǎn)巍然矗立。广场上,象征国人苏醒的“卢沟醒狮”雕塑仿佛正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在(zài)宛平,我们至今仍能听见那熟悉(shúxī)的歌谣:“卢沟桥,卢沟桥,男儿坟墓在此桥,最后关头已临到,牺牲到底不屈挠!”
卢沟晓月,著名的(de)燕京八景之一,寓意着和谐安宁。
1937年7月7日夜(rìyè),阴沉,无月。中华大地,安宁不再。
这天深夜,日军诡称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(sōuchá),遭中国(zhōngguó)守军(shǒujūn)拒绝后,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,并悍然炮轰宛平城。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。
卢沟桥畔的枪声,激起中国人民(rénmín)奋勇反抗,吹响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(zǒngdòngyuán)的号角。
卢沟桥事变后(hòu)第4天,新西兰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来到北平。贝特兰在报道中(zhōng)写道:“1500年前,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(rìběn);而现在,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。”
日本,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,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蚕食和侵略(qīnlüè),翻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(lìshǐ)上最黑暗的一页:甲午战争侵占(qīnzhàn)台湾和澎湖列岛,1900年(nián)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,1904年发动(fādòng)日俄战争、侵犯中国东北(dōngběi)领土和主权,1914年侵占青岛,1915年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、侵占中国东北全境,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……
一把斧头、几根木棍捆在一起(yìqǐ),拉丁语叫Fasces。它是一种刑具,也象征着权力,后被音译(yīnyì)为:法西斯。
1919年3月,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(jiànlì)“战斗的法西斯党”。同一年,希特勒加入“德意志工人党(gōngréndǎng)”,在党内推行“德国(déguó)法西斯主义”,即“纳粹主义”。
也是在这一年,一个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辉,苦心(kǔxīn)炮制出一部(yībù)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,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。
随后,这部让人匪夷所思的大纲竟然堂而皇之进入日本皇宫“大学寮”。东西方法西斯的邪恶轴心连在一起,为侵略找到借口。大批日本少壮派军官(jūnguān)眼光(yǎnguāng)贪婪地盯(dīng)向彼时孱弱的中国。
这份贪婪,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陈的档案(dàngàn)中看出端倪(duānní)。
“惟欲征服支那,必先(xiān)征服满蒙;如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支那。”
这是1927年7月,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裕仁天皇(réntiānhuáng)的(de)奏折,也就是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。
日本此后的对外侵略战争,正是按奏折中的设计进行(jìnxíng)的。
10年后,在中国的(de)版图上,日本(rìběn)军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触目惊心——东北盘踞着日本关东军(guāndōngjūn),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扬威耀武,日本战舰在中国内河近海随意停泊、游弋。
在北平周围,不仅分布着近万日本的中国驻屯军,北面的热河还集结有日本关东军,东面有日本扶植(fúzhí)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(zhèngfǔ)”伪保安队17000余人,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(wěiméngjūn)约4万人。
谁都知道,日本对华(duìhuá)发动全面(quánmiàn)侵略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。1937年7月7日,这头贪婪的野兽终于等不及了。
征服(zhēngfú)中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既定方针和关键步骤。在德意日法西斯轴心(zhóuxīn)初步形成,其(qí)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势下,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(qīnhuá)战争,已超出中日两国的范围,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。
“中国归根结底也不过(bùguò)是一个(yígè)拥有自治(zìzhì)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……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。”这是九一八事变前,板垣征四郎给关东军动员时的讲话。
在日本侵略者眼中,中国是一个(yígè)混乱、分裂(fēnliè)、缺乏组织和团结的国家。
正因为如此,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(guāndōngjūn)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(tiān),就将相当于日本国土3.5倍的东北大地侵吞。
然而,卢沟桥不是柳条湖,1937年的(de)中国也(yě)不是1931年的中国,更不是1895年的中国。
此时(cǐshí)的中国,在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(nǔlì)下,英雄的人民正在觉醒。
“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危急!”
7月8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,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: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(kàngzhàn),才是中国的(de)出路;号召全国人民、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(dǐkàng)日本的侵略。
当天下午,蒋介石收到毛泽东、朱德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,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,保卫平津(píngjīn)、保卫华北、收复失地,表示红军(hóngjūn)将士愿意为国效命,以达保土卫国之(wèiguózhī)目的。
正在延安访问(fǎngwèn)的美国记者海伦·斯诺报道:“红军(hóngjūn)一直处于动员状态,5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。七七事变后(hòu),他们更是心急如焚,整装待发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(hé)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,国民党的抗战方针(fāngzhēn)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
“如果战端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(nánběi)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”7月17日(rì)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。
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,毛泽东予以积极地评价:“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,为(wèi)国民党多年以来在(zài)对外(duìwài)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,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。”
以国共合作为基础(jīchǔ)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(kàngrìmínzútǒngyīzhànxiàn)建立起来,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。
不久(bùjiǔ),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出现在人们眼前——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(hé)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,并肩站在了一起。
这一次,曾被国民党以10万(wàn)大洋悬赏(xuánshǎng)的红军将领和曾率军“围剿”他的对手,进入了同一个战壕。
兄弟阋于墙(xiōngdìxìyúqiáng),外御其侮。1937年(nián)8月25日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,将中国工农红军第(dì)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民族危急关头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,主动(zhǔdòng)放下恩怨,与昔日的对手并肩走向抗敌战场。
在(zài)忻口,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,歼灭日军2万余人,创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配合(pèihé)的一次成功范例。
海伦·斯诺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这样(zhèyàng)说道:“孙中山与其同志奋斗了40年(nián)尚未成就的事业,1925至1927年流产的大革命尚未成就的事业,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:这就是从根本上唤醒地球上最(zuì)伟大的一个(yígè)民族。”
山西大同灵丘县。山雨(shānyǔ)过后,平型关烈士陵园芳草如茵。这里安睡(ānshuì)着556位烈士。
1937年9月25日,八路军第115师东渡黄河,进入山西(shānxī)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(de)平型关伏击阵地。一场激烈的伏击战从上午7时持续(chíxù)到下午13时——长长的山谷(shāngǔ)间,留下了日军1000多具死尸。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。
全民族抗战(kàngzhàn)的号角,响彻每一寸山河。
初夏的(de)成都,已起热浪。
人民公园门口,无名英雄铜像(tóngxiàng)静静(jìngjìng)挺立。一名年轻的川军战士,脚穿草鞋,身着短裤和旧式(jiùshì)军服,手里端着一杆老旧步枪,保持着随时冲锋的姿态。
这是抗战川军英勇形象(xíngxiàng)的缩影。当年,30万川军从这里走出去,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(huílái)。
就在(zài)(zài)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,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召开,“各路诸侯”与国民党军政(jūnzhèng)部长何应钦讨价还价,争吵不休。7月8日一早,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,原本一片混乱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,接着就是呐喊:我们(wǒmen)愿率所部,参加对日作战!
国难当头,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,被唤醒了(le)。
川军(chuānjūn)出夔门,滇军渡(diānjūndù)金沙,湘军走三湘……这些曾经旗帜不同的军队,在上海、在太原、在台儿庄血肉相融。
重庆市(chóngqìngshì)谢家湾,建川博物馆,一个由24个防空洞打造的民间抗日博物馆。一面白布大旗静静地诉说着当年(dāngnián)的故事。
这面旗的主人(zhǔrén)名叫王建堂。1937年深秋,他从四川安县出发抗日,而一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员。队伍即将出发,父亲王者成(chéng)托人将一面白布(báibù)大旗交给儿子。旗面中间是一个巨大的“死”字,左方写着:“国难当头(guónàndāngtóu),日寇狰狞……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右方写着: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(jìnxiào),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(jìnzhōng)。”
后来,这面“死字旗”跟随王建堂出现在了武汉会战(huìzhàn)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等(děng)多个抗日战场上。
什么样的父亲(fùqīn),会以“死”相赠?什么样的儿子,会带“死”出征?
北京密云“红嫂”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(hé)5个孩子送上抗日战场。他们全部战死沙场(zhànsǐshāchǎng),为国捐躯。
抗日名将范筑先在儿子抗战牺牲(xīshēng)的第二天,又把只有20岁的女儿(nǚér)送上了战场。
那时的中国,这样(zhèyàng)的父母、这样的儿女,千千万万……
在建川博物馆,陈列着印有抗日标语的搪瓷杯、绣着“杀敌(shādí)救国”的妇女(fùnǚ)头巾……器物无声,却烙印着普通人的呐喊。
2015年9月3日(rì),9名川籍抗战(kàngzhàn)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现在胜利日阅兵(yuèbīng)的老兵方阵中。那一双双苍老的手,也曾紧握没有膛线的步枪。和他们(tāmen)一道接受祖国检阅和致敬的,是2个乘车方队近400位抗战老兵、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。
方队(fāngduì)驶过长安街。街的北面,妙应寺中有一座美丽的白塔。
1937年侵华日军进入北平(běipíng)时,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维修白塔。他把沦陷后的北平惨状记录(jìlù)在一张纸条上(shàng),藏在白塔塔顶的夹缝之中:“今年重修此塔(cǐtǎ),适值中日战争……生灵涂炭,莫为此甚,枪杀奸掠,无所不至,兵民(bīngmín)死难者,不可胜计……战事何时终了,尚不可能预料,国家兴亡,难以断定……”无奈和茫然,写尽沦陷的印记(yìnjì)。
街的(de)南面,有(yǒu)一座高耸石碑。放飞的白鸽掠过天安门广场,8个硕大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:人民英雄永垂不朽!
指向天空的纪念碑,注视(zhùshì)着醒来(xǐnglái)的山河,更标注着一个民族精神的海拔。
开国大典的(de)前一天傍晚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来到这里,执锨铲土(chǎntǔ),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。
饱受创痛的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从此迎来(yínglái)了新生,同仇敌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
第二天,面对沸腾(fèiténg)的人海,毛泽东振臂高呼:人民万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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